王奇才：元宇宙治理法治化的理论定位与基本框架

正文中第11条的条文为1958年至1995年宪法修改前的版本，1995年宪法修改第11条，扩大了启动全民公投的可能性，可以提交公投的草案内容除了公权力组织，还可以涉及政治经济改革、公共服务等内容。

费什的法律解释理论以解释共同体概念为核心，包含读者反应论、听众说服论和解释的有限意图主义等内容，背后蕴含深刻哲理。因此，如果费什的理论被信以为真，它会最终摧毁人们对于法律标准的传统尊重、忠诚和信任。

我们的基本信念不是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恰恰相反，是它们拥有我们，并构成我们。首先，他不认为理论可以超越地方性情境之局限。他认为，人类总是位于某个特定的地方，这是他之为人的意思所在，受特定时空坐标所允许我们看到的东西之限制，直到我们走向另外一个时空坐标，它同样限制着我们可以看到的东西。关于斯坦利·费什的更详细介绍，参见程朝阳：《解释是一种连锁活动吗？——法律解释理论的费什—德沃金之争》，《北方法学》2020年第1期。换言之，实践是一种受情境和原则约束的行动领域，个人不仅被镶嵌在那一实践情境中，而且还无法从那一情境中抽离，只能按照那一情境的要求行动。

(22) 然而，费什拒绝这种康德式自我观，认为它不仅存在缺陷，而且是不可能的。在费什看来，地方情境(local contexts)是由共同体或机构提供或构建的，比如家庭、部落、教会、职业、学术训练等等，它们保存并转变人类的内在信念、价值、规划，所有这些东西构成了我们人类自身，构成了我们的思想和视野。[24] 参见王人博、程燎原：《法治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11—112页。

参见王绍光：《国家治理与基础性国家能力》，《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拉兹提出的自主性概念，所传达的是对于价值和文化多元论条件下现代自由社会的公民人格的想象。能够制度化、规范化的价值治理，才可能具有较为顺畅的运行通道和实施空间。据此理论，通过立法实施宪法、发展宪法，就成为法秩序演进的重要构成。

[4] 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参见王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入法 个立法学的分析框架》，《法学》2019年第9期。考察中国国家治理实际，政府价值治理具有迫切的现实需求：其一，国家认同与统合的现实难题依赖价值治理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在价值立法的各侧面，核心价值观立法是重心所在。所谓价值治理，即通过价值实现治理，在国家治理中是指政府作为治理主体，通过价值观生产和价值动员整合机制，对包括政府自身在内的组织、市场、社会实施的一种公共治理行为。在建构意识形态方面，任何国家都会付出努力。为了更好地满足实质法治观，本文提出了一套相依相存的三阶方案。

但细致考察会发现，只有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类公民个人价值准则与公民的道德相近，国家和社会层次的价值内容却同道德相距甚远。同制度治理、技术治理一道，价值治理无疑成为了我们更为深入理解这一政府行为的理论契机。因此，理性、有限的实质法治观可以指向整合+权利版本。[10]脱贫攻坚中政府的组织动员，正是内外兼顾型价值治理的生动体现，它将政府在内的众多治理主体纳入价值治理的范围。

后者则是政府对他者开展的价值治理行动。[21] 参见刘振宇：《宪法视域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与探索》2017年第8期。

宪法价值体系构成了政府价值治理的宪法规范环境，而宪法价值认同则指向政府价值治理的宪法社会环境。[14] 如2017年《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办法》第7条，将核心价值观具体化为孝亲敬老。

基于塔玛纳哈的理论区分，实质法治观有三种版本：个人权利、尊严权（正义）和社会福利权。[38] See Dieter Grimm, Integration by Constitu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 Vol.3, No.2 3,2005, p.199. [39] See Gary Jeffrey Jacobsohn, Constitutional Ident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0,pp.348—349. [40] 参见秦小建：《价值困境、核心价值与宪法价值共识——宪法回应价值困境的一个视角》，《法律科学》2014年第5期。有见解认为这是一种与西方经典的法律与道德分离命题相反的统合方式，把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就是法律与道德的有机结合论。[1] 参见周尚君：《地方政府的价值治理及其制度效能》，《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核心价值观融入中央立法，适宜更多呈现为形式表达（将其纳入立法目的条款、概念界定条款、法定要求或义务条款等）。[11]二是将核心价值观用于界定相关法律概念。

如价值治理制度建构的重心在国家、社会这类集体主义价值观，因为这是社会主义宪法的基本原理。如果对该薄规范没有适当的反思，由此而生的价值治理形式法治观将存在一定局限，具体表现为：一是仅以核心价值观条款为依据的政府价值治理，容易在价值动员、整合过程中单向度强调价值观的核心这一侧面，而缺少对多元价值诉求的足够关怀，轻视社会主体、公民个人在价值选择上的自主性。

[16]相较而言，当前核心价值观载入法律、行政法规的实例并不多。这便要求政府治理的价值要素范围，不应抵牾宪法所认可的价值标准。

核心价值观条款的理论格局已经完全超越西方法律与道德的分合命题，在价值治理的大背景下它定格了自身的理论基调与意义。第三个版本是将民主补充到形式合法性之中，使后者获得正统性。

以宪法价值体系为依据，根据价值治理的实际需要进行立法，使得政府的价值治理行动具有具体的规范支撑。核心价值观入法的规范化包括融入过程和监督机制两方面。宋维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文本研究——以299部法律法规为分析样本》，《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二是宪法特别是其所载的价值（含权利），是检验价值治理之法和价值要素善恶的最权威标准。

以宪法价值及其运作原则为基础的整合+权利版本的实质法治观，能够为政府价值治理提供正当的、持久的厚规范支撑，并对治理行为给予科学指导。[12] 如2020年《河南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第3条，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文明行为的要素之一。

[32] 参见罗纳德·德沃金：《自由主义》，张国清译，应奇编：《自由主义中立性及其批评者》，第54—56页。相较于法律价值，现行宪法所承载的价值在效力序位上具有优先性。

二是它要与制度治理、技术治理协同才能发挥最大的实际效益。在不同法律领域，核心价值观本身体现的强弱程度均存在差异。

以法律内容为标准，核心价值观的表达方式至少包括：一是将核心价值观纳入立法目的条款。政府价值治理是立足治理实践而萃取的一个描述、分析性概念。（二）核心价值观条款昭示形式法治观 核心价值观入法的立法实践，昭示了核心价值治理背后的形式法治观。（二）以核心价值观入法为主渠道的价值治理立法 价值治理立法以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为最重要的制度化渠道。

[9] 参见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2月26日，第2版。[22] 参见许育典：《宪法》，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9年，第409-422页。

[42] 参见凯尔森：《纯粹法学说》（第二版），雷磊译，法律出版社，2021年，第278-344页。在辅助行动模式下，价值治理法律体系仍然不可避免地为政府价值治理行动预留了裁量空间。

最普遍的实质版本是在法治中纳入个人权利，中强度的实质版本除了前述内容外，还包括尊严权（正义），最强的实质版本还补充了社会福利权这一标签。内部型价值治理的实践普遍存在于各级政府的治理行动中，比如行政系统在内部举行公务员就职时向宪法宣誓的活动。